《新华颂》

    作为现代中国寻求自我表达的某种努力，现代新诗在吸取外来营养的基础上，形成了与“现代”相一致的诸种文化特点，其中，个体化书写与现代审美构建，成为现代新诗的两个标志性特征，也成为评价现代诗人极为重要的两个参照标准。郭沫若的《女神》，无疑是中国新诗史上一座里程碑。1949年，同样是郭沫若，写出了《新华颂》。这首诗象征性地成为了另一个时代来临的第一声号角一这个时代的诸多特征其实在延安时期的诗歌中便已见端倪。不过，与五四时期的狂飙突进不一样，在1949年以后的诗歌格局中，郭沫若再也没有以其创作来建立独特的诗歌新风格，相反，在《新华颂》之后，大量与之相似的颂歌创作风起云涌，郭沫若反倒被淹没其中，成为无差别的众多颂歌诗人中的一员。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女神》象征的是一个个人化诗歌时代，而《新华颂》却要适应一个即将来临的消弭个性与自我的颂歌时代。这个时代在文化构成上不再以“个人”为本位，在美学追求上则奉“大众化”为圭臬，在价值立场上更是以单一严格的政治化为唯一合法的选择。这样，诗歌作为个体经验与美学体验的独特性便告结束。新型的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一样，一反五四时期所谓“多数诗人都偏向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的主观的抒情”，而与时代、国家、人民等政治相关物结合。因而，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量诗人的颂歌创作除了由内心真实的情感驱动之外，还具有这样的一个独特含义:通过新的写作，来表明自己认同、接受并愿意融人这一新时代。

    不过，同是颂歌创作，不同背景的诗人的表现有很大的差异。最积极、热情的当属来自延安的诗人，他们以理所当然的“解放者”与主人翁姿态，扬眉吐气地进人新时代。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投奔”性质的诗人与在“革命队伍”中土生土长的延安“正统”的诗人在颂歌姿态上仍会有些微妙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前者不如后者毫无保留地热烈奔放，总摆脱不了苦难的阴影，以及知识分子的思考者视角，如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对带血历史的追忆与对“这是何等动人的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的赞叹，仍然流露出一个经历了时代苦难的旧知识分子的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