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师范学院函授《经济学》学习课程-1958-1978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院校:泉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 发布时间:2020-05-29 08:25:20

    1958-1978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1958年到197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动荡时期。由于政治形势的中击,正常的经济建设受到很大影响。这个时期内,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格局,经过收权一放权一再收权三个发展阶段后正式形成。国民经济中虽然也存在市场但这个市场已失去资源配置功能和作为经济体制的独立品格。就经济建设来说,这二+年中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并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 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 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 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 99倍(1958年按照1957年不变价格,1978年则按1970年不变价格)。其中从1958年到1980年,全国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4339. 39亿元,是“一五”计划时期新增固定资产的8.82倍。

    这一时期的主要公共经济政策包括:在资本与所有制政策上,加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追求“一大二公”,在农村进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城市基本取消个体经济、限制集体经济,扩大国营经济比重。在财政政策上,前期(1958一1960年)大量下放管理权,包括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财政税收权、劳动管理权以及商业.银行管理权等,让地方自成体系,将“一五”计划时期实行的“以收定支,一年一变"改为“以收定支,五年不变”:减少企业指令性计划,实行全额利润分成制度。中期(1961- 1966年)内,根据前期所暴%出的弊端,进行了有限的调整,加强计划的统一指导 ,实行财政“总额分成,年定”的形 式,收回重点企业作为中央固定收人,收回地方基础建设审批权。后期(1966 -1976 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想影响,原有的国家财政政策体系被打乱,财政政值变化频繁,在不同时期和地方先后实行过“收支两条线”、“大下放、大包干”、收人规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指标包干”、“收支挂钩、总额分成”、“固定比例包干”、“增收分成、收支挂钩”等多种办法。基础建设上以中央政府为主体,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在分配政策上,则香定企业和个人有自己的物质利益,否定按劳分配,逐步主张供给制,使平均主义合法化:同时强制性加强积累基金,减少消费基金,以抑制消费为代价来发展工业。根据统计,1953 -1978年间国内平均积累率高达29.5%。这个时期,为了保证国家统分体制的运行,国家进一步加强对于价格的管理,于1962年成立全国物价委员会,进行价格管理,制定价格政策,实行国家统一” 定价。

    在这个时期内,国家正常的公共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一共出现过两次较大的偏差。第一次是在从1958年前后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时期,“左"的思想占了上风,服从于实现“大跃进”的目标,经济体制也有很多突然的变化。对于“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中央政府曾经有所察觉,并提出了一些正确政策加以纠正,包括肯定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仍起作用:批判了企图过早地取消集体所有制与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界限的看法和做法;批评了企图“跑步进人共产主义”与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空想:认识到“大跃进”的主要教训是没有安排好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和综合平衡等。在实践中则采取若干措施,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结构,制止社员之间的平调并承认小私有,调整城镇手工业的所有制结构和经营规模,上收一部分企业和调整地方的经济管理权,强调建立各种责任制,以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在继续加强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该由地方负责的事情下放给地方管理,包括计划留有机动和提高财政预备费的比例、给予调剂物资分配的权限等。在公共经济政策的总体指导思想上,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些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根本扭转"左”的倾向.在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又恢复和发展了“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遗受损失,人民生活受到影响。

    这个时期内公共经济政策所出现的第二次重大的偏差是在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从宏观计划管理来看,从1966年开始实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到1976年开始实施的第五个五年计划,都没有正式形成计划,计划管理的水平相当低,实际上是一种行政管理性质的、粗放的随意性很大的计划经济。可以认为这十年当中所施行的公共经济政策是种对于经济正常发展秩序的严重扭曲。这个时期内,在所有制政策上,以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为目标,排斥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集体经济不断削弱,个体经济目益衰亡所有制的结构和形式越来越单一化了。在财政政策和价格政策方面,将经济话动的决策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手里,政府机构的地位和行政管理作用8益增强,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安排,属于单一的计划调节体制,也就是以采取行政手段为主,产品统一调拨的范围扩大。价格被扭曲市场机制几p完全被取消。在分配政策上,则片面强调国家的统一利益,无视企业和个人的差别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与之相配合的产业政策上,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将重点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产业结构政策发展到极端,在工业领域中全面推行实行“以钢为纲”。具体政策措施上,则继续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产业结构政策。建立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国家对资原集中支配的体制,以强制积累,筹集建设重工业和基础工业所需的资金;在重工业内部,片面发展钢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忽视了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瓶颈。在农业内部,强调“以粮为纲”,片面注重种植业发展,忽略林牧副渔业的发展。在种植业内部,则搞粮食种植单打一,忽视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的发展。

    对于这个时期整体的公共经济政策,从实施效果上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支持下,从1952年起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高积累、高投人、高增长”格局,初步完成了经济起飞任务,中国经济结构相应发生质态跃迁,从落后的农业国结构进化为准工业国结构。在1952- -1978 年间,重工业年均增长13. 7%,在工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1952年的35. 5%和15.3%上升至1978年的56.9%和42.8%。这个时期的公共经济政策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体制能够强制中国经济在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实现经济起飞,尤其是通过重工业的不平衡增长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僵化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内部缺乏激励机制,外部缺少竞争环境,最终造成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乏力。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社会整体经济效率低下、经济波动剧烈、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等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国民经济基本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特别是十年动乱对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冲击,使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