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年，伏尔泰把根据中国元代纪君样的杂剧《赵氏孤儿》改写的《中国孤儿》搬上了法国舞台，拉开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和西方广泛传播的序幕。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一向是个神秘的东方国度，17世纪以前西欧便出现过介绍东方艺术和中国学术的热潮。18世纪，随着中国器物大量西去以及某些哲学著作的译介输入，儒家的道德哲学迎合当时“启迪民智”的需要，包括戏曲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化引起启蒙思想家们的浓厚兴趣，于是在欧洲政治文化艺术中心的法国形成了势头可观的“中国热”。热潮催动，18 世纪下半叶，以中国为背景或题材的戏剧一度风行，最著名的便是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1731年，《赵氏孤儿》由来华传教士马约悬译成法文，这个剧本后被另一传教士杜赫德收进了他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伏尔泰从《中华帝国全志》中读到《赵氏孤儿》，对剧情产生浓厚兴趣，决定以它为题材创作一部新的悲剧。1753年他动笔写作，两年后《中国孤儿)正式在巴黎上演，观众反应热烈，演出盛况空前。

    作为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主张“文以载道”，他的剧作多以弘扬启蒙思想作为主导价值取向。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的剧本改编，其动机全在于张扬理性道义，

    通过表达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为他的启蒙主义理论服务。与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不同，伏尔泰极其推崇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是启蒙时代中国文化最热情的宣传和推介者。他的哲学、史学、文学观点无不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伏尔泰深信理性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道德的力量，他以孔子学说作为标识，改编《中国孤儿》一剧，就是为了宣扬文明战胜野蛮、道德战胜武力的孔子之道，因此《中国孤儿》 又名《孔子之道五幕》。

    《中国孤儿》以法译本《赵氏孤儿》为蓝本，同时参照其他文献资料构成情节：成吉思汗攻陷北京，南宋皇帝向大臣臧惕托孤。蒙古占领者闻讯后四处搜捕孤儿，欲斩草除根。臧惕为保住大宋遗孤，决计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冒名献出。其妻伊达梅拼死反对，她对丈夫深爱不移，却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于是找到成吉思汗诉告实情。成吉思汗年轻时流落北京，曾经向伊达梅示爱求婚未能遂愿，再次相见，旧情复燃。成吉思汗以其丈夫、儿子及孤儿三人的性命相胁迫向伊达梅求爱，伊达梅决心与丈夫一同自刎，宁死也不屈从于威逼。成吉思汗被他们的壮烈行为感动，赦免臧惕和伊达梅，收其子和大宋遗孤为义子，并令臧惕留在宫中，以华夏文明教化百官，辅佐他治理朝政。剧终处，伊达梅发问:“是什么使你改变了主意?”成吉思汗回答:“你们的道德。”

    为体现政治倾向、道德信念和审美趣味，伏尔泰从“转换主题”、“重塑人物”、 “调整结构”几个方面进行剧本改造。在文化的选择上，认同儒家的理想和道德，以《赵氏孤儿》所表现出的道德操守、伦理规范、美学理想、对邪恶的抗争精神契合启蒙时期西方人的思想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