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函授《行政管理》学习课程-西方公共政策学研究内容的深化与拓展时期

院校:宁夏大学研究生培训 发布时间:2020-06-02 08:55:34

    西方公共政策学研究内容的深化与拓展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政策学获得了快速发展。这时期的研究表现出两种趋势:一是对原有研究主题的深化,二是拓展新的研究方向。研究的热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研究。由于政策过程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政策问题需要选择,政策目标需要选择,政策方案需要选择,政策执行的方式和手段需要选择,而这一系列的选择离不开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因此,对公共政策价值问题的关注几乎是和公共政策的研究同时起步的,只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 研究趋势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不少学者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中,-切公共政策都是为了寻求价值确认价值实现价值、创造价值、分配价值。因此,价值标准、价值判断、价值取向、价值分析、价值分配等价值问题,构成了现代公共政策的基石,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公共政策的性质、方向、合法性有效性和社会公正的程度。从而激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

    二是关于公共政策绩效的研究。公共政策因其功用和目的所然,政策研究必须十分重视公共政策在社会实践中的有效性。那么,一项政策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或者有效无效到什么程度,影响政策有效性的因素有哪些,以及如何提高公共政策的绩效,这些问题越来越成为西方公共政策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成功实践推动了对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研究,由此进而推动了对公共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因为公共政策是实施公共管理的工具,同时又是国家政治事务的主要表现,一切具体政治行为最终都表现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绩效的公共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有效性,传统的公共政策理论更多地关注公共政策质量,通过质量评定来衡量公共行政能力,而忽略了公共政策自身蕴涵的互动效能,以及对政治沟通的作用,托马斯,戴伊把现代公共政策界定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并主张通过定的模式把上层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公共政策。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强调同步传递沟通的重要性及政策绩效,包括民意表达、政策制定合法化、利益集团活动等。市场取向的政府改革强调政府管理的绩效性,也就强调了现代公共政策的效能,并以政治沟通为主导,强调民主、协商的公共政策以确保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和政府公众之间的顺利沟通。因此,如何及时回应社会公众的诉求,有效地解决社会的公共问题,提高公共政策的绩效是这一时期公共政策研究的核心问题。从固定的公共政策质量评定到动态的公共政策效能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公共政策研究的显著特征。

    三是公共政策分析技术与方法的拓展。公共政策分析是在运筹学、系统分析、数学、统计学、概率论、计量经济学和计算机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及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这些学科方法与技术的快速发展,公共政策分析的技术与方法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美国学者卡尔·帕顿(Carl V. Patton )、大卫·沙维奇( David S. Sawicki)出版了《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1993年),这是一部专门为政策分析人员和政策规划人员提供技术帮助的学术著作。该书指出:“决策分析、预测和建立模型等方法和技术工具在政策分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政策分析不仅仅是用来为决策者提供信息的技术工具。它还是一种过程,用以指导如何进行选择和使用方法工具,如何认识顾客的目标和价值,如何来影响个人、城市团体、政策和政府部门。它还包括明确阐述用以评价备选政策的标准,产生和评价备选政策的方法,实施这些政策的特定方式,以及如何评估分析结果。“0为此,作者将公共政策分析过程分为六大步骤,即认定与细化问题、建立评估标准、确认备选方案、评价备选政策、展示备选方案并进行分析、监测和评估已实施的政策。每一步骤列举了若干方法,并对这些方法的运用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阐述。比如资料收集方法、数据分析方法、设计图形图表方法,以及预测分析、模型分析、快速决策分析等多种分析技术与方法。并强调这些方法在政策分析的六大步骤中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另外,斯图亚特。 s.那格尔和M. R.米尔斯(M. R. Mills)在《政策科学的职业化发展》一书中将政策分析方法升为五类,即数学最优化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准实验方法、行为过程方法、多元标准决策方法。2总而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公共政策学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邓恩的《公共政策外析导论》( 1994年)、海涅曼( Heinemann)的《政策分析的世界:理性、价值和政治》 (1990年)、斯图亚特·那格尔的《政策理论与政策评估:概念、知识、原因与规范》(1990年)、卡尔·帕顿和大卫·沙维奇的《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1993年)等。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西方公共政策学逐步形成为一门比较成熟的独立学科。主要表现在:首先,学科建设日臻成熟。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大学逐步建立了公共政策的硕士和博士点,形成了公共政策学的规范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了不同层次的公共政策专业人才。公共政策学还成为培训政府公职人员的主要课程。社会上也成立了许多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协会,出版了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报刊。公共政策的教学和研究从一般到高级多层次的展开,为政府的科学决策和公众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多种渠道和有效机制。其次,政策研究机构逐渐普遍和多样化。公共政策学的实用性特点,决定了它的研究机构必须是学术部门和实际操作部门的结合于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许多公共政策研究组织也就应运而生,并且获得了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在美国包括号称政策研究第一家的兰德公司在内的公共政策研究组织已有5000多家。再次,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化。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一支以公共政策分析和评估为职业的队伍,他们承接政策研究项目,或者受聘于各政策组织,其研究相对着重于具体政策领域,例如环保、能源、失业、市场等问题。参加研究的不仅有政策学者,还有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他们互相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解决各种具体政策问题。公共政策研究的专业化和学科配合的整体化,是当前公共政策科学深入发展的集中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