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权制能够根据当地的偏好提供公共产品

    斯蒂格勒认为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公众，即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所管辖的选民的效用与需求。同时，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人们有权对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进行投票表决;同样，居住在各个地区的公民也应有权自己选择公共产品或公共设备的种类和数量，即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能更有效地根据公众的偏好提供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的需求。特里西(Richard w. Tresch)认为，中央政府对 各地公民的偏好了解没有各个地方政府清楚(主要是因为中央与各地居民相距遥远信息传递难以及时准确,即使准确的信息也会存在实现过程中的时滞),因此,中央政府对每一公民的边际消费替代率的了解就带有随机性。显然，在各级政府都诚实地针对所了解的公民偏好提供公共产品的前提下，如果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社会福利有可能达到最大:如果由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则可能发生偏差，或提供不足或过量。

    我们假设有两组人口，他们对于公共产品的偏好是不同的，一组人比另一组人的需求更高些，第一组人的需求曲线为D,,第二组人为D,,假设公共产品以不变的人均成本供给，第一组人的理想产出水平为Q,第二组为Q。

    集权型政府制度提供的是单一的政府服务，假设这时的政府服务为C点则对于第一组的人来说，由于政府供给水平高于其需求而产生了浪费，相应造成的效用损失为三角形面积ABC;而对于第二组的人来说，由于政府提供不足而产生的效用损失面积为三角形DCE。

    如果公共产品采用的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方式，则相应属于第一组人的地方政府提供的是Q,的公共产品，属于第二组人的地方政府提供的是Q,的公共产品，这时，两组人都认为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合理的，即没有效率损失。因此，其效率要比集中提供更高。

    但是，上述的简单模型需要许多限制条件：第一，福利损失的程度取决于个人偏好一致性的程度。偏好参差不齐的群体，会由于集权的解决办法而遭受福利损失。第二，消费者剩余损失的规模，与需求的价格弹性成反向变化，也就是说随着需求曲线变陡，阴影面积变大。第三，如果产品生产中存在规模经济，那么大社区的单位成本就比小社区的低。可见，福利损失的程度取决于整个社区偏好的分布情况以及需求弹性和规模经济的存在。现实中的净效应取决于对这些数字的经验性估计，但是，考虑到公共产品的实质，这些数字在实践中是极其难以衡量的，通常都是未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