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将理性判断凌驾于感性想象之上，指出：“有了想象，艺术只能算是有‘才’；有了判断，艺术才能说得上是‘美’....美术需要想象和理解、才情和鉴别力。”康德还阐明：诗歌创作是诗人超越经验的限制，运用想象力使诗作具有圆满完善的形象。而在整个过程中“感情和理性所提示的典范是在相竞赛的，看谁能达到最伟大的境界。”康德关于理性凌驾感性的说法以及两者竞赛说，似欠妥切。黑格尔的论述，比康德全面些。

    黑格尔在《美学》中认为:“艺术作品所处的地位是介乎直接的感性事物与观念性的思想之间的。”黑格尔有意识地在“介乎”“之间”下面打了着重号，似乎是对康德的凌驾说与竞赛说的异议，强调“之间”的特点既不是纯粹的思想，也不是单纯的情感，而是一种彼此融汇的混合体。如何混合呢?黑格尔没有展开。倒是普列汉诺夫说得正确:“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情感，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种情理融汇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阐述得更加言简意赅:“情者文之经，理者辞之纬，经正而后纬线，理定而后辞畅，此玄文之本源也。”以上情理融汇论的阐述，是符合文学创作实际的。

    作家的情感与意识都是源于客观社会生活的，作家对客观生活的情感体验也罢，理性观照也罢，往往在大脑神经中枢发生“刺激反应”模式。客观的刺激与作家的反应，形成了双向往返过程。这个过程是“发生认识”时既分流又整合的复杂过程。所谓分流是指触目注视于某一人某一事与某一物的形状性态。当“刺激反应”在大脑神经中枢多次反馈以后，传导出兴奋性情感弥漫于大脑右半球，而后又扩散于大脑左半球。主抽象思维的大脑左半球进行理性思考。可见，情感的弥漫扩散给理性以相应的范围，理性的凝聚给情感的流散以相应的方向，稳固情感，定性定位，将情感由朦胧嬗变为清晰，由表层导向深层。这就是发生认识论关于情感激活与理性规范的“刺激反应”模式。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认为情与理是辩证统一的。人的认识过程是由感性而至理性的。作家作为个体的人，对生活的认识总要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如何突破这个限制呢?只有在活蹦乱跳的“这一个”人、事与物前面，激发出创作情感，突破相应的限制，由个别向般逼近， 由感性向理性逼近。 反过来，又强化个别感性形象。 情感不仅牵引认识通向理性王国，而且可以纠正原先理性认识的偏差，弥补原先理性认识的不足，真正把握人、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文学创造。例如，巴尔扎克的理性——政治信念是坚定的保皇党，但是，创作激情反而突破他原先的理性观，在其文学创作中，毫不掩饰地赞赏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由此可见，创作的创作激情往往可以冲破其谬误的历史偏见，而融汇于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理性。这种情理融汇的现象，巴尔扎克是一个范例。今天，富有社会责任感的革命作家更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强调学习马克恩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的伟大理论以指导创作文学实践中，得到有力的验证。